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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陈昭

　　 2022年，网飞推出聚焦南韩“N号房间”事件的纪录片《网络炼狱：揭发N号房》。顾名思义，这部纪录片黑暗压抑，部分再现了韩国数字化性暴力对未成年少女的冲突和伤害。

　　纪录片一开始就模拟了“N号房间”的悲剧。一、“神神”通过信息侵入你的日常生活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私密照片和真实身份信息。然后，它威胁你，把你拖入电报背后的深渊。你的进入会是“神神”式的“欢迎”，他会在房间里为你打出“有新的奴隶，请期待他们”的字样，接着是房间里用户的欢呼，因为“奴隶秀开始了”。于是你会开始在威胁下拍摄曝光照片和视频，并在规定时间内上传，否则之前的私照会被传播。

　　如果这是你的人生呢？观众除了震惊、愤怒和恐惧，还可以庆幸这不是我的人生。但这是《N号房》受害者的真实经历，最小的刚满11岁。

　　纪录片通过这样的开头，调动了观众的情绪，然后开始解密《N号房间》的邪恶叙事。通过再现记者金和星火调查组双重线索的过程，展现了这一事件造成的巨大社会影响。平心而论，这并不是一部优秀的纪录片。叙事混乱，平淡的素材像流水线一样堆砌，对受害者的经历略显冷漠。但由于事件本身的残酷性和严重性，仍然具有社会意义和讨论价值。

　　研究者

　　接到举报信息的记者金焕的第一反应是：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多了，但还值得举报吗？后来记者在详细的报道材料中发现，视频播报员“GodGod”是一名学习成绩优异，就读于仁川外国语高中的学生，于是发出了独家新闻《青少年在Telegram秘密群组 疯传违法性剥削视频》。不难发现，女性的悲惨遭遇并不是重点。发布后，记者金被人肉搜索。原来，平台推出了寻找黄金记者信息的有奖活动，奖品是“N号房”的“福利”。

　　好在《韩民族日报》没有放弃，加派人手与记者金组成项目组，展开进一步调查。“N号房”事件被作为头条新闻报道后，仍然没有得到重视，甚至有人感到不解。这样的新闻怎么会成为头条？另一名主犯“医生”也继续兴风作浪，将群名改为“医生的房间，唯一被媒体关注的聊天群”，这不仅是对记者的挑衅，也是对受害者的又一次沉重打击。

　　记者有一种错觉，以为自己在和幻影作战。他们对抗的不是具体的个体，而是“医生”活动的虚幻空间。或者说，他们是在对抗整个社会，对抗网络空间的施暴者和围观者，对抗主流媒体和不关注受害女性悲惨境遇的人们。性暴力永远是全社会的事，这是台湾作家林用生命告诉我们的。

　　然而，关注此事的不仅仅是记者金和他的团队。一个名为“追踪任务的火花”的小组已经开始了它的潜伏和曝光工作。她们是两个梦想成为记者的女大学生，——火和丹。

　　虽然星火部分在纪录片中并不占优势，但有必要为这两位有新闻理想的勇敢女性正名。如果没有火和丹，《N号房间》里的伤害和折磨肯定会持续更久。以个人力量对抗社会偏见和幻影电子犯罪集团，无疑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和危险。然而，她们用自己的勇气、同理心和专业精神，打破了炼狱的外壳，正是她们给女性受害者黑暗的生活带来了第一缕被拯救的微光。

　　受害者

　　 “受害者所经历的痛苦不能只用‘性剥削’两个字来概括。”斯帕克写道。

　　纪录片的叙事中穿插了女子溺水的动画形象，这是对“N号房间”事件最生动、最直接的比喻。当受害者溺水挣扎时，“神神”等人从水底抓住她的双脚，而社会的普遍漠视则伸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受害者从水中托起。女人们一起淹没在充满屈辱的黑暗中。

　　为什么受害人遭受这样的虐待却不敢报警，而是选择继续承受？纪录片的结尾是一种回应：“因为他们很清楚那些视频流出后会受到多么严厉的指责，那种恐惧让他们屈服于威胁，所以人们对受害者的看法也是构成暴力的要素之一。”如果拒绝观看购买，没有人会拍摄和传播视频；如果视频没人拍，没人传播，就没人看，没人买。这些行为是相互关联的，没有前因后果，所以这种数字犯罪是一种集体威胁形式下的犯罪。

　　什么是集体威胁？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(Erving goffman)于1963年提出了污名理论，认为个人或群体具有某些社会不良或不名誉的特征，导致社会对这类个人/群体进行贬低和侮辱。他将污名视为社会歧视的起点，因为在社会生活中，污名有时等同于缺陷或弱点。

　　在“N号房间”事件中，受害女性所违背的社会期待被称为贞操。即使他们被强迫、威胁或受到极大的身心伤害，在社会普遍缺乏理解的情况下，他们仍然不敢发声。她们一旦出声，就得承受“荡妇羞辱”，这是受害女性沉默的最后一招。日本也在2004年设立了《犯罪被害人等基本法》，其中写道：“迄今为止，许多受害者不仅没有尊重他们的权利，而且没有得到足够的援助，被迫与社会隔离。他们不仅在案件中受到直接伤害，而且还有少数人在事件发生后受到二次伤害。”

　　然而，《N号房间》发起人的落网，离不开受害女性的声音。是什么样的勇气和机遇让他们不再沉默？是女性面对二次伤害和舆论压力的勇气，是“希望不要再出现我们这样的人”的善意，是“因为我也经历过这种事，谁都有可能发生，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”的感同身受。他们的指责相当于用自己的双手摘掉了他们身上负载的耻辱秤。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，将血泪证据呈现在警察面前。即使遍体鳞伤，他们还是希望恶人落网。这是被数字炼狱贬为“奴隶”的他们找到自我的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

　　罪犯

　　 “N号房”事件的真凶赵被捕时，正在父亲的陪同下学骑自行车。被抓后，记者问“你有什么想对受害人说的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非常感谢你为我结束了这个魔鬼的生命。”从那以后，所有的问题都拒绝回答。其实，被害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听到赵的道歉和供述。他自称“魔鬼”，自吹自擂，自命不凡，被美化了。

　　是什么让它“无法自拔”？一方面，两个主犯都比较年轻，都是20出头，正处于成熟的过渡期。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还不稳定，心理和生理都有落差。通过对未成年女性的暴力，让她们获得控制感和满足感，从而应对现实生活中的挫败感。另一方面，纪录片揭示了“N号房间”形成的产业链，幕后操纵者可以从中获利，财产犯罪只是最原始的犯罪形式。此外，网络世界的隐蔽性也刺激和庇护了这种犯罪。初查案件难以推进的原因之一是电报平台上的信息冗杂。电子犯罪和真实犯罪一样直观，过多的电子信息纠缠其中，形成拼图。网络传播的匿名性、传播速度快、存储空间大等特点成为滋生这种性暴力的温床。

　　然而，赵和文恒旭并不是唯一的肇事者。这一精心策划的卑劣罪行形成如此大规模的真正原因，是《N号房间》里的成千上万的观众，也就是行凶者。“我只是在网上聊天”和“我只是看了那些视频。”这样的借口暴露了数字炼狱形成的基石。正是在这些“无足轻重”的行为中，产生了接连不断的性犯罪和暴力。

　　 2021年10月，“神医”赵被判42年有期徒刑，同年11月，“神医”温恒旭被判34年有期徒刑。在整个“N号房间”犯罪事件中，共有3，757人被逮捕和调查，其中245人被拘留。然而，性暴力和性剥削的事件并没有停止，模仿《N号房间》的犯罪仍在世界各地发生。

　　美国印第安文学的领军人物路易斯厄德里希的小说《圆屋》也与性暴力和女性遭受暴力后的生存处境有关。库兹是保留地的法官，为当地人民寻求正义，他的妻子杰拉尔丁负责种族身份的认定。家庭的美好被一起强奸案打破了。杰拉尔丁被强奸，强奸犯在她身上浇满汽油，企图杀死她。在小说的后记中，作者特别强调故事源于保留地的多起强奸案。小说借助宗教和种族背景完成了诗意的正义，制裁了强奸犯。那么现实是怎样的呢？

　　《中国妇女报》发表了2020年对罗翔的专访，题目是《罪与罚：中国法律如何处置类似“N号房”事件》，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参考：“一个尊重别人的人不会把别人当玩物，一个尊重人性的人也可以尊重自己，不会沉溺于这些低级趣味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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